[9]这是他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明确要求，对中国智慧奉献全球治理的殷切期望，对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之着力方向的清晰指示。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把握党和法的关系。事实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我们要不断取得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党的领导是根本优势，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最根本的保障。

如今，依法治国实践正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将得到更好满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图景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政策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40年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经过昨天的事件（译注：10月4日，联邦调查局报告证明，受到性侵指控的卡瓦诺实际上是清白的），卡瓦诺通过提名几乎已成定局，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决定如何对美国司法机构受右翼控制的硬性事实做出回应。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就为确保代表极少数人的垄断资本统治又加上了一道可靠的保险。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决定》还指出：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因此，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

因此，良人、良法、良治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宪政等问题，不是国内外都有些人吵得不可开交吗？有些人把法治作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一些干部甚至是有的高级干部，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甚至之上，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和败坏了党的声誉。196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对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如何办？在这里，不应误读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而采取不炒热的驼鸟政策。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不仅是《决定》所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更是宪法本身所明确载入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无论在人治还是法治中，不是劳动治资本，就是资本治劳动。

又如，水则载舟，亦能覆舟这一体现君民辩证关系的舟水论更是维护封建制国家安定的核心治理思想，是悬挂在君主头顶的一把无形的利剑。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人负起责来是内容，而总要找到一种或几种好的形式来体现和实现才行。

各种治其中包括各种法制或法治都是以人为主体和依据什么原则、规则治理的问题。再如，在体制机制上，汉朝有内外朝治理，明朝有内阁治理，至于明德慎刑、用法务在宽简，还有诉讼上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史官的秉笔直书，不杀言官，等等，这些虽然其阶级属性是封建的，但却属于中华法系中的优秀传统。根据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通常也被归入国家法律的范畴之内（2）在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人民代表积极行使提案权会给地方政治生态带来清新的变化：促进局部的法律试验和制度变迁，增加国家治理结构的弹性和选择空间，也有利于鼓励各个地方围绕法治进行竞争。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立法权 法治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无所不包的规划，使立法骤然又重新成为政治议程的焦点。

为了有利于人大立法功能的强化，2003年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进行改革，设置专职常委。2000年7月1日公布的立法法还明确界定了立法权的范围，把授权立法的期间限为五年之内，使立改废的程序具体化，并且设立了比较清晰的规范效力等级体系，以保证法制统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立法具有明确的目的，而目的就是能左右人们的行为、事业的价值导向。一般而言，立法，或者说制定法律的活动，既是主权的根本职能，也是主权的存在形态。

反之，当80%以上的国民都拥护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时，不言而喻，实施法律的成本比较低、其效果也比较好。2011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但同时强调完善法律体系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

但是，政府主导的立法活动、特别是授权立法大规模化、成为常态，就会在不经意间使得人民主权的思想背景逐步淡化、消褪，法律显得越来越像政府发出的强制命令，缺乏人民民主主义的正当性。例如为了加强基层人民代表的作用，1993年把县市级人民代表的任期从3年改为5年，2004年再把乡镇级人民代表的任期从3年改为5年，与省级乃至全国人民代表的任期统一起来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决定》依法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适当拓展了地方自治的空间。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暂行法、试行法太过普遍，也会削弱规范的约束力。

实际上，大数据很有可能为解决立法的易变性和规则体系内在冲突问题、增加制度设计的选项、进行实施效果和可接受度的模拟、缩减社会的复杂性、甄别和防止决策风险提供强有力的手段。此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行使规范选择权，其判断的标准也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连贯一致以及法律的内在道德。

因此，立法是很难价值中立的，充其量只能容纳政治上的妥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立法制度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逐步加强对立法权的宪法限制以及其他形态的制度化限制，并提高立法技术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彰显立法的理性。

实际上，正如权威话语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政府主导、部门利益博弈、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过于庞大的格局也严重妨碍着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的现代法治原则的落实。希望在立法领域中新型信息技术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从而进一步提高立法的效率、质量以及正当化程度，降低执法和司法的成本。

暂行或试行的限制性条件可以或多或少纾解人们对新规定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例如法规的备案审查要在庞大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各种规范性文件中进行检索和协调性分析，机械的作业量非常繁重，如果借助新型电子信息技术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和精确度。因而可以说，我们从此迎来了一个法制官僚的时代。具体到立法过程，就是要广开言路，允许乃至鼓励围绕草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审议。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实施的法规是可实验、可纠错、可撤销的，这样的安排势必加强制度的反馈机制以及反思理性。其四，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使法律起草能够以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国际的制度比较分析为前提。

中国1954年宪法规定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其前提正是人民主权的思想。不言而喻，对立法权的宪法上的限制表现为合宪性审查以及相应的认定程序和论证性对话。

为此，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各级权力机关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为此，中国还在1986年专门设立了国务院法制局来统揽其事。